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經近乎蓋棺定論，只是實操中步步為營罷了。以反腐敗為抓手、以周永康為重心，新一屆政府打了一場大仗，就像復刻了解放戰爭時期的“遼沈戰役”：查辦石油系如同打下錦州，剩下的都是甕中捉鱉；此后對四川官場的徹查、政法系統的清理可以看作是血戰四平、圍獵長春。

　　但是，遼沈戰役只是一個開端，重要的是后續怎么辦，下一步在哪里？

　　第一大戰役：四中全會與法治社會

　　四中全會即將召開，主題已經提前確定：依法治國。對此，需要為習大大和本屆政府的“超前動作”點贊。一般而言，一中二中定人事，三中搞經濟，四中抓黨建和落實，這次四中全會抓法治，可謂特例。

　　首先，原本以為依法治國這樣的議題會在下一屆任期、至少是下一年才會大動作，但是讓人看到了本屆政府“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精神。以庸俗的政治觀來看，目前還處于打老虎、拍蒼蠅的進行時，還處于王岐山所說的“治標”階段，是運動反腐。這時候強調依法治國，有些人難免會以為這是一種“收官”的信號。但是，想一想，徐才厚案還未定奪，新一批的巡視組還在地方扎根，應該不是反腐運動的終結，更可能是把制度建設和治標運動同步進行——倘如此，幸甚。

　　其次，現在主流的反腐運動究其實是治黨、治軍之策，但是，中國社會的腐敗根深蒂固、范圍極廣，需要運動反腐、制度反腐、群眾反腐的結合。法由人而定，法依人而行，談何容易！比如，嚴法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出現了不作為、但求無過的“看官”，等等，挑戰眾多。

　　近期，眾多國企內部的腐敗被查辦，不少外企也因行賄、壟斷等訴諸司法，吳英案、唐慧案等民間民粹對司法的干涉也屢見不鮮……這些不同層面的變相違法案例，只靠中央決心，斷然無法解決，嚴肅法紀、公開透明還是根本所在。但是，中國并不缺法律條文，而是執行不力，有法不依。這種情況下，提出依法治國的重心，恐怕不是立法、守法，而是關注預防、執法、及違法之后的懲戒。對此，還需要很多創造性的解決方案，這也應該是此次四中全會的著力點。

　　綜合看，反腐運動與法治，仍然可以視作是遼沈戰役。

　　第二大戰役：高效市場經濟與優化分配

　　首先，要完善高效公平的市場經濟機制，但不能掉入陷阱。比如，某知名經濟學家曾經強調市場的萬能性，最近也不得不承認市場也分為好的市場、壞的市場。殊不知，這也是另一種思想上的混沌，好、壞本身就是道德法則，與立場有關。強人如劉漢者，自然認為官商就是對他最好的機制；得暴利如地產商者，也可以滿口正義成為創業導師，認為他們的資本是應得的……

　市場優劣，第一要看它是否促進了生產力，有很高的資源配置效率；第二就是它是否相對公平。比如，壟斷國企自然必須改，特別是要建立董事會、經理人和監管人結合的公司治理機制，需要優化經濟增加值考核，需要向社保分紅，需要引入國企間競爭，逐步打開私企牌照準入等市場化舉措，也需要反腐——但是，這與崽賣爺田、變相管理層收購毫不相關。在中國最牛的企業，如華為、阿里巴巴、招行等，管理層所持股權反倒不多。

　　而且，中國的市場建設中，最嚴重的問題是政府僭越與缺位并存。比如，本周李克強總理提到的政府過多的審批有尋租嫌疑，比如，對土地出讓的過多干預是裁判員參與比賽的問題；反過來，現在市場中還有很多政府該干而沒有干好的，需要去補足，比如，食品藥品監管、國資賤賣、地產商各種逃稅避稅……這種情況下的自由化只能是一切權利歸資本。

　　其次，市場不是萬能的，必須通過制度優化財富分配。在全球30多個發達國家里，日本、韓國、德國、法國、北歐五國的貧富差距都不算大；而美國、英國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法系則要大得多，幾個并不發達的金磚國家反倒基尼系數很高，這都與它們的經濟制度休戚相關，特別與它們的經濟分配制度相關。不如，更低的資本稅必然導致貧富差距過大，而對促進經濟增長幾無幫助。對該問題，在歐美炙手可熱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克提的《21世紀資本論》所述頗多。

　　中國有太多人致富是靠著“封建資本主義”的裙帶關系（比如，很多私營礦山來自低價非法獲取國家資源），“野蠻資本主義”的資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產商囤地待漲）。這些問題導致了社會的極大不公平，是貧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里那些最陰暗的部分。所以，需要建設現在還千瘡百孔的市場，但是又不能讓政府僭越或缺位；要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不能放過裙帶資本、野蠻資本，但是又要鼓勵真正的企業家精神和動物精神。這個戰役幾乎攸關所有官僚資本和野蠻資本家的利益，比之反腐，難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要順利解決市場化問題、顯著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就要堅定不移完善市場制度，兼顧保護優秀合法企業家利益，需要和日本一樣與資本一方“春斗”，需要和解……可以視為平津戰役。

　　第三大戰役：和平崛起與生存空間

　　與內政相比，關注外交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在地球村當中，中國的未來與全球的未來密不可分，中國必須要在全球尋找資源、尋找市場，直面競爭又要廣泛合作——所以，某種程度上，國際關系的成敗也關系到國內的很多事務的成敗。

　　本屆政府在外交方面應該說積極進取、剛中帶柔，延續了中國在外交上的成熟思路并有明顯推進。其中，政治上依靠中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金磚四國峰會、中非峰會、上合組織四大互相交叉的不結盟合作；經濟上借助77國集團、金磚銀行、中歐多國貨幣互換、東盟10+3等關系讓中國的外交基線變得非常穩健。同時，中國與歐洲多國實現了經貿上的緊密合作，在政治上與英、法、德等距離外交，與“老歐洲”的關系大體無虞；在復雜的中東關系上，中國沒有過早受到誘惑卷入，堪稱明智。

　　如是，主要矛盾落在了南海、東海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日本、菲律賓、越南背后都是中美角力，這也是最難處理的一對矛盾。中國數年內的實力都不足以挑戰美國，但是，又必須現在就直面站在門口的巨人，如何和平崛起又保障自身的生存空間，相當不易。

　　這種競爭，最好的格局就是：軍事上威懾但不破局，政治上合作為主競爭為輔，而在經濟戰場上暗中角力。其實，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種格局：八一建軍節之前，中國舉行了備受矚目、近年來最具實戰性的朱日和軍事演習，低調公布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東風41戰略導彈，威懾之意明顯；政治上，在東烏克蘭、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兩方都相當謹慎，寧可置身事外、選取棄子戰術，生怕陷入泥潭影響主戰場；而在雙方利益最攸關的地區，無論是中日關系、中菲關系上，又互不相讓……這種格局肯定會在相當長時間內存在。最終，戰場可能在企業和經濟戰場展開。偏偏在經濟領域，特別是企業市場上，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更多要靠企業自身，政府更多是順勢而為。

　　比如，最近一段時間，中國政府都在積極去IOE（去IOE是對去“IBM、Oracle、EMC”的簡稱，三者均為海外IT巨頭），針對高通、微軟等反壟斷，還查辦了葛蘭素史克等外企腐敗案。去IOE可以給華為、浪潮等IT企業一些空間，但是，在大多數領域，如專利藥、操作系統和芯片等領域，中國廠商相距甚遠，未必就能給國內企業帶來很大的市場機會。這些主要市場說了算的領域，也不可能砸下四萬億就能起到效果。反倒是一些領域的國企更為適合，比如，中石油已經超過�？松�美孚成為全球石油儲量第一的公司，比如中國的高鐵已經成為經濟外交的一個重要手段……這其實與國企的身份關系不大，是因為這些領域恰恰不僅僅市場說了算。

　　可見，中國爭奪國際生存空間的路還有很遠，對國家來說風險重重又不得不為，對企業和市場來說，還有賴于中國未來的企業家和90后、00后新生代們，是一場需要高層指揮大兵團作戰、但是又需求全民參與的“淮海戰役”。

　　正是因為有了前期反腐體現出強大力度，人們當然對本屆政府有更高的期望。政治上的反腐與制度化、經濟上的市場化與再分配、外交領域的發展空間與和平崛起，可以視為本屆政府需要后續挑戰的三大戰役——抑或需要多屆政府延續下去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