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初,毛澤東同志在安源召開軍事會議,組建工農革命軍,部署并親自領導指揮了震驚全國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引兵井岡,建立革命根據地,從此革命有了立足點,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步形成燎原之勢。
毛主席去安源油畫
毛澤東在安源創建工農革命軍,這早已人所共知。但,這支軍隊究竟是怎樣締造的呢?根據筆者的考證了解,毛澤東在安源創建無產階級軍隊——工農革命軍,是經過長期醞釀的。這一實踐過程,還得從毛澤東1920年在北京組織驅張活動期間說起。
動 員
1920年4月,27歲的毛澤東在北京組織驅張(湖南軍閥張敬堯)活動期間,同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有密切聯系,用心閱讀他們介紹的馬克思主義書刊,還熱心地搜尋能夠找到的中文版共產主義書籍,較多地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的影響。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同斯諾談話中說:“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組織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歷史影響的指引!
那年冬天,毛澤東同志在什么地方和工人接觸了?史料記載,1920年冬天以及第二年的冬天,毛澤東都到了安源,兩次都和安源工人有接觸。
在《在安源路礦工人運動研究》一書中,已故學者劉善文曾在《毛澤東1920年“游覽到萍研究”》一文中寫道:“看到毛澤東1965年5月重上井岡山途中回憶他自己1920年11月到株洲、醴陵、萍鄉進行考察的談話,才確認他所說的‘游覽到萍’就是到安源!泵珴蓶|這次出游,“往返歷時八九天,其中在安源逗留六七天”。
毛澤東“游覽到萍”這段時間,除了考察安源工人的生活狀況及萍鄉農民“吃磨飯”的事,還考察了萍瀏醴起義史跡,認識到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學說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在現實生活中,階級斗爭幾乎無所不在。尤其是考察了安源工人的生活狀況之后,深刻地認識到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剝削壓迫的殘酷性,認識到這種階級矛盾的尖銳性與不可調和性,認識到反革命武裝只有用革命的武裝來打倒和消滅,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
1921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第一條綱領就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為貫徹“一大”決議,毛澤東以湖南平民教育促進會教員的身份,只身一人再次到安源考察了一周的時間。他不但在地面的工廠車間及工人的餐宿處了解工人的勞動和生活狀況,還請安源工人張竹林帶他到井下采掘當頭,親身體驗煤礦工人在地層深處挖煤的艱辛。
毛澤東和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工人講團結的重要性,動員工人團結起來與命運抗爭,為在安源開展革命運動并組建一支無產階級軍隊,做思想輿論方面的準備。他清楚地認識到,在江南地區,產業工人尤為集中的安源更適合組建起一支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
安源路礦工人補習夜校舊址
1921年12月中旬,毛澤東偕同李立三、張理全、宋友生一行四人從株洲乘火車到安源。毛澤東白天訪問工人,晚上由李滌生、周鏡泉、楊秋連、朱少連等邀集鐵路和煤礦部分工人進行交談,商定立即創辦“工人夜!,用此方式把全體工人組織在一起,從而達到“喚醒民眾”之目的。辦工人夜校,表面看起來是向工人傳授文化知識,實質上同時也向工人宣傳馬列主義,宣傳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能性。
組 織
此次安源之行后,毛澤東分派李立三留在安源工作。李立三雷厲風行,積極采取措施疏通關系,創辦了工人補習學校,以傳播普通文化知識為掩護,積極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和斗爭意識,努力在工人當中發展黨、團員。1922年1月辦起第一所工人夜校后,2月份便吸收了朱少連、朱錦棠、周鏡泉、李滌生、楊萬喬、楊連秋等同志入黨,同時成立了中共安源路礦支部,使不斷覺悟起來的工人在革命斗爭中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4月便組建了兒童團,讓一群懂事的孩子為工人夜校站崗放哨,且又不易被當局察覺。5月1日建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使安源的黨、團組織有一個公開的活動基地,有一個開展工人運動的領導機構。同時還組建了黨組織領導下的一支工人武裝即工人糾察隊(開始叫工人監察隊)。這是吸取了過去安源工人歷次反抗斗爭皆遭鎮壓的慘痛教訓,防備路礦當局派警力粗暴干涉工人行動,保護好工人夜校和工人俱樂部等機構。當然,真正的目的,還是要為最后組建一支無產階級軍隊做好必要的鋪墊。
1922年5月下旬,毛澤東同李立三、楊開慧到安源調查工人運動的發展情況,“在安源看到貼有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資產者的標語,向工人們提出:你們提出打倒軍閥,打倒資本家,打是要打倒,不過要有步驟,要一步一步地來,把基礎搞好!
當時毛澤東同志一面鼓勵安源工人要敢于斗爭,一面教導工人要講究斗爭策略,在白色恐怖下把公開斗爭和秘密斗爭結合起來,一步一步取得斗爭的勝利。他指示中共安源路礦支部要盡快鞏固和壯大黨、團組織。他還告誡黨員,要防止暴露黨的組織。按照毛澤東提出的要求,安源路礦黨支部擴大了工人俱樂部組織機構,發展了一批黨、團員,俱樂部部員半年之內從開始的300人發展到13000多人。工人俱樂部機構不斷完善,不但設了宣傳科,還設了游藝股、講演股、出版股、研究室。工人學校由1所迅速發展到7所,開設了13個工人讀書處,俱樂部在學校增設補習班,設有初級、中級、高級班及師范班。俱樂部子弟部主要是辦小學,婦女職業部設縫紉科、編織科,還創辦了工人圖書館等。安源建立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工人教育體系,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最廣泛地“喚醒民眾”,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以便在時機成熟之時建立起一支無產階級的軍隊。
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
接著,中共安源黨組織又針對安源路礦的實際情況,建立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設法從外地購進低價貨便宜賣給工人,讓利于工人,實施貨幣等價兌換,以避開資本家和奸商的中間剝削,維護工人利益,盡最大努力把工人組織起來,凝聚工人力量。毛澤東對成立消費合作社當然是非常支持的,他甚至還把弟弟毛澤民從韶山帶出來,參與了消費合作社的管理工作。因為這個經濟實體不僅可以給工人群眾帶來實際的利益,而且還可以為革命事業儲蓄些資金。
斗 爭
1922年7月下旬中共“二大”召開。為貫徹落實黨的二大決議,9月7日毛澤東乘火車到安源。他親自主持召開安源黨支部全體黨員會議,介紹全國各地工人運動蓬勃發展的大好形勢和各地工人舉行罷工斗爭取得勝利的情況。這年下半年以來,安源路礦當局一連三月不給工人發工資,工人生活十分窘迫。工人俱樂部的朱少連、蔣先云匯報了這一情況。經過分析,毛澤東認為安源罷工的條件已經成熟,決定立即抓緊組織路礦兩局工人舉行大罷工。
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舊照
這次罷工斗爭,看起來是一次經濟斗爭,只是為了迫使路礦當局補發欠餉、改善工人待遇,但毛澤東還有更深的用意,那就是進一步“喚醒民眾”,提高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和斗爭意識,使工人在罷工斗爭中得到錘煉,做到不僅敢于斗爭而且善于斗爭,時刻不忘為建立無產階級軍隊做準備。在革命力量還很弱小的時候,為了避免和軍警發生武力沖突,保存好自己,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哀兵必勝”的斗爭策略,還提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哀而動人”罷工口號。在這里,毛澤東已經把組織起來的工人當成“兵”了。不過,這個“兵”還沒有武器,時機還不成熟,安源的工人們(包括工人糾察隊在內)充其量還只能算是民兵。安源工人大罷工,就是毛澤東部署的一場特殊戰斗,所以,也特別講究策略。毛澤東獲悉安源礦警局花重金雇兇企圖謀殺李立三同志,就安排他在后臺擔任總指揮,隨即派了剛從蘇聯回國的共產黨員劉少奇到安源,在一線指揮罷工斗爭。
老俱樂部
罷工斗爭中,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及全體工人嚴格按照毛澤東的部署辦事,做到“秩序、齊心、勇敢”,軍警也找不到向工人動武的理由。全體安源工人在黨組織和工人俱樂部的堅強領導下,讓罷工斗爭最終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罷工勝利后,工人生活有了明顯改善,大家都很高興,但是也有人產生了一些“左”的思潮,在游行集會的時候高喊“共產黨萬歲”的口號。冬天,毛澤東到安源檢查工人俱樂部的工作,并召集俱樂部的同志開會,指出現在公開喊這個口號的做法不妥,在革命力量還十分弱小的情況下,很容易招來敵人的攻擊,會對革命事業造成危害。
毛澤東語重心長地提醒大家要防備有人搞破壞。他把那些隱藏在革命隊伍里的壞人比作“毒蚊子”,并指出被毒蚊子咬了就會發爛。毛澤東還指示安源黨組織要積極而慎重地吸收一批經過罷工斗爭考驗的工人入黨,以壯大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帶領廣大工人群眾更加有力地同敵人作斗爭。安源黨組織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積極進行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
安源大罷工勝利后,黨、團、工會組織發展迅速,工人俱樂部部員由罷工前的700人,猛增到13000人。這時候,工人武裝力量也得到加強,工人糾察隊升格為工人糾察團,人員也由開始的200人增加到600多人;到1924年,工人糾察團超過1600人,而且還可以根據實際需要,隨時從13000名部員中抽調補充。
退 守
1923年“二七慘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后全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4月下旬,毛澤東奉調去黨中央工作前,到安源巡視工作,指示安源黨組織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必須采取“彎弓待發”之勢,保存力量,保護好路礦工人俱樂部,隨時應付一切險惡的情況,迎接更加艱巨復雜的斗爭。同時,指示安源黨、團、工會組織注重做好安源礦警隊的改造、策反工作,爭取將這支有五六百人的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武裝力量拉到無產階級革命陣營中來。
中共安源地委黨校舊址
中共安源地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將安源的工作方針由進攻轉為退守,使安源的革命形勢繼續穩定地朝著好的方向發展。1924年,中共安源地委和青年團地委等組織也隨之成立。安源的黨員人數驟增,到年底黨員有198名,約占當時全國黨員總數的百分之二十,成為全國最大和產業工人成分最多的地方黨組織。年底,還創辦了中共安源黨校,曾在蘇聯學習回國的汪澤楷、任岳、袁達時、胡士廉、肖勁光等都被派到安源工作,并都在黨校擔任了教員,為革命事業培養了一批人才。安源,成為北洋軍閥統治區域內唯一公開存在的無產階級革命堡壘,被譽為“中國的小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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