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黃宏、宋丹丹的小品《超生游擊隊》曾火爆了當年的電視熒屏，形象地演繹了當時農村嚴重的超生現象。長期以來，人們普遍把目光聚焦在中國農民的超生問題上。然而，十多年過去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層的日益細化，超生現象也出現了新的變化——社會生活中已經出現了另一個超生群體，他們利用交納社會撫養費等方式成功地在生育問題上辦到了其他階層無法辦到的事。 　　他們，被稱為城市中富有的“超生貴族”，較之目前農村的超生問題，富人、名人超生現象正越來越受到國人的關注。

　　多一個孩子也就是多一雙筷子

　　王利權的老家在距離溫州市區僅有兩個小時車程的一個村子里。依靠一個服裝廠，他目前已經積累了600多萬元的資產。目前，他的3個孩子都在外地的一所私立學校上學。

　　超生問題在王家表現得尤為顯著。王利權有3個孩子，一個兒子兩個女兒。王利權的弟弟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岸嘧佣鄬O、人丁興旺嘛！再說了，多一個孩子也就是多一雙筷子。”王利權說。

　　在生第二個孩子時，王利權就是“疏通”了當地醫院的人，開了張假證明，說他的第一個女兒有先天性心臟病。到了生第三個孩子的時候，他讓老婆去了外地一個親戚家。

　　“生完孩子回來，反正政府也不敢把生下來的孩子掐死，交了罰款就什么事都沒有了。”王利權說，子女多才是村民羨慕的“大戶人家”。

　　“廠子辦起來了，多生一兩個孩子，將來管理廠子的事情也有人手了，外人管自己的錢物還是不放心�！蓖趵麢嗾f，在辦廠子的朋友中，好多人想方設法生了第二胎。

　　與許多經濟發達地區相似，浙江省名人、富人超生情況普遍存在。浙江溫州以發達的民營經濟聞名天下，也是富人、名人超生現象較為嚴重的地區。

　　政府高調向“超生貴族”宣戰

　　今年2月7日，浙江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章文彪在浙江省人口發展狀況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對于名人、富人超生情況，浙江將采取征收高額社會撫養費等措施，情節惡劣的，將予以曝光。

　　章文彪說，目前公眾對名人、富人超生現象非常關注，這些人物往往是公眾人物，社會影響大，理應成為遵紀守法的典范。

　　章文彪表示，對于這些高收入人群，浙江省將采取征收高額社會撫養費的措施，如果“不怕罰”，或者性質惡劣，將對其進行曝光。目前，浙江省已在收集典型案例，擇日向社會公布。

　　浙江省計生委副主任宋賢能說，浙江對于名人、富人超生，除了征收當地收入平均水平2~4倍的社會撫養費外，還將征收其實際收入1~2倍的社會撫養費。

　　事實上，向超生的名人、富人征收高額社會撫養費，在浙江省早有法律規定。2002年9月3日出臺的《浙江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超生者個人實際收入高于當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應按其超過部分的1~2倍加收社會撫養費。

　　浙江省計生委有關負責人認為，這一規定其實是針對名人和富人的。比如某名人、富人超生二胎，年收入為100萬元，當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兩萬元，則征收該名人富人的社會撫養費為192萬元。

　　浙江省計生委負責人介紹，此次浙江省高調向“超生貴族”宣戰的背景，是今年1月22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嚴肅處理違紀違法行為，凡違法生育的，一律依法征收社會撫養費；造成惡劣影響的，可予以公開揭露；是黨員、干部的，依紀依法從嚴懲處�！�

　　有關人士分析，對制裁名人、富人超生態度的升溫，實際顯示了《條例》執行的艱難和無法回避的現實尷尬：從作為懲罰措施的“社會撫養金”越收越多的現狀看，這幾年富人、名人超生的現象其實并沒減少。

　　去年，瑞安市一私營企業主因違法生育第二胎，被征收了68萬元“社會撫養費”，成為溫州市迄今被社會撫養金數額最高案例。在溫州，私營企業主超生被重罰的事例屢見不鮮。然而，經濟處罰這種“軟”措施卻被證明收效甚微。2005年，溫州市征收的“社會撫養費”為1．8億元，2006年則達到了創紀錄的2．2億元。違法生育的人數并沒有減少。

　　為生第二胎各顯神通與政策玩捉迷藏

　　據統計，浙江省99個市、縣（市）區幾乎都存在超生現象。一些富人甚至帶有“政治光環”者，超生二胎三胎，對其處理最多是交點錢了事。

　　不僅如此，杭州市某街道計生委一位工作人員在談到富人超生問題時，這位從事了近20年計生工作的女士抱怨，許多超生的富人就是用多種手段和方式與政策玩捉迷藏。而現在提倡文明執法，盡管征收社會撫養費是合法的，但其難度并不亞于以前的計生罰款。

　　“尤其不能忍受富人囂張傲慢的態度�！边@位女士告訴記者，早前有位男士，因妻子懷了第二胎而多次被街道計生辦事處的計生人員征收其遲遲未上交的社會撫養費。有一天當計生人員再次上門做其工作時，他竟從皮夾里抽出一張銀行卡扔到計生人員身上，并狂妄地說：“不就幾萬元錢嗎，這里有10萬元，你們都拿去好了！”

　　“別看這些人有錢，說話又牛氣沖天，可真要向他們征收社會撫養費時，大都需要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做工作�！�

　　在采訪中記者獲悉，這樣的情況在許多地方都存在。而一些既想多生孩子，可又不想交納社會撫養費的所謂富人、名人，大多就與政策法規玩起了“貓捉老鼠”的游戲。

　　已有一個7歲孩子的張紅（化名）是一家大型企業的部門經理，收入頗豐，與在機關工作的丈夫，在經濟發達的南方城市中過著非常優裕的生活。但愜意的生活并未讓他們知足，原因就是孩子太少了，“小家庭不熱鬧”。于是，張紅夫婦倆決定再生一個孩子。

　　受過高等教育的他們很清楚違背國家法規會給他們造成怎樣的影響，尤其丈夫還是個有前途的國家公務員，更不能以身試“法”。超生對于張紅夫婦，不僅僅是單純交納社會撫養費的問題。

　　最后，張紅夫婦想到了一個極不“厚道”的兩全之計——通過關系，弄到了一張第一個孩子有先天性疾病的證明，于是順利地懷上了第二個孩子。因為根據我國現行的計生政策：“經地級以上市病殘兒童醫學鑒定組織鑒定，第一個子女為病殘兒，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但醫學上認為可再生育的”，是可以再生一個孩子的。

　　按照政策，張紅的第二胎顯然是“合法”的。

　　而像張紅這樣通過偽造證明來生育第二胎的，目前并不少見。而為了達到超生目的，各人采取的方式更是各顯神通：有找人代孕超生的；有假離婚，讓超生合法化的；也有人花錢“買”二胎準生證；有人偽造第一個孩子是收養的證明；更有人甚至借出國機會在國外生育，令孩子自動獲得外國國籍以規避國內計生政策……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高檔小區內，擁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孩子的住戶有不少。社區的標志成了一道高高的“法外墻”，阻擋了當地計生委的調查工作。

　　“以上這些事實很顯然地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經濟處罰對富人超生現象似乎并未起到應有的約束作用。”浙江萬馬律師事務所的吳春黎律師表示。

　　富人、名人超生現象愈來愈嚴重，浙江社科院一位社會學專家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當前生育“兩孩”的意愿仍然影響著少數中國人，特別是先富起來的一些人�！笆苓@種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兒女雙全’、‘生男孩情結’仍然是少數富人名人成功之后的家庭夢想�！�

　　“在經濟許可的情況下，多生幾個孩子應該是每個家庭的自主選擇吧？”并不是不清楚國家的計生政策，但針對目前富人超生的說法，做生意的程家偉顯然頗有微詞。

　　他明確地告訴記者，他和妻子不會排除生養第二個孩子的可能。另一位接受采訪的安小姐更是非常坦然地告訴記者，因為第二個孩子的出生，她早就繳納過一筆“超生款項”了。

　　“沒有什么傳統影響，只希望能給孩子塑造一個有伴兒的成長環境�！卑残〗阍趦鹤�11歲的時候，又意外懷孕了。家中長輩，包括他們夫妻都不想舍棄這個尚未成形的孩子。于是，安小姐為了能把孩子順利生下來，辭去了外企財務總監的工作，并在家人的陪伴下住到了親戚家里待產。在親戚安排下，10個月后安小姐在外地一家市級醫院生了個男孩。如今這個超生的小男孩已經5歲了，長得虎頭虎腦，成了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寶貝。

　　“給孩子辦戶口的時候我被有關部門批評教育了一通，還交了一筆社會撫養費�！睘榱诉@兩個孩子的生活與教育，再加上自己還要工作，雖然安小姐現在每天都忙得團團轉，但她卻認為很值得�！斑@沒什么特別的，在我身邊有許多年輕夫妻為了享受人生寧愿成為丁克，可是也有許多人想要更多的孩子�！�

　　有關人士分析，導致富人、名人超生的主要原因，一是想生一個男孩繼承財產，二是考慮一個孩子孤單，寧可挨罰，也要再生一個。

　　有錢人可以“買”二胎，超生貴族引發社會不滿情緒

　　作為新的“超生游擊隊”，富人、名人超生現象嚴重地沖擊著生育公平，引起社會不滿情緒�！案蝗穗A層的違法生育雖是少數，但影響極壞�！闭憬�省計生委一位處長認為，一旦超生成為富人、名人階層的特權，必將給普通人帶來公平感的喪失和情感上的傾軋。

　　一方面，富人、名人憑借自身的經濟實力與社會地位，逾越政策設置的障礙，讓超生在無形中成為他們的“特權”。另一方面，超生一旦成為特權，又勢必加大貧富差距拉開后的社會矛盾，使人們對計劃生育的合理性產生質疑。

　　在杭州城西某一小區，從事化妝品代理生意的江某超生了一個男孩。由于嬰兒總是鬧夜，于是便有幾個鄰居聯名投訴到物業，說嬰兒深夜哭影響了他們的休息，并向當地有關部門舉報江某的這個孩子是非法超生。

　　經該小區所受管轄的計生委上門調查后，證實江某新生的孩子確系超生，并且沒有按規定繳納社會撫養費。因此，江某不但為此繳納了一筆為數不小的社會撫養費，同時還被計生人員批評教育了一番。

　　事后，江某對記者說，其實他知道是誰在背后舉報他。因此，江某和幾位被他列為“嫌疑人”的鄰居之間的關系一下子搞得非常僵，甚至還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吵過幾次架。

　　“生二胎礙了他們什么事？”江某感到很委屈，他認為自己既然交了社會撫養費，也就盡到了社會責任，同時也合理合法了。但他不明白鄰居們為什么還老愛在私底下拿他的“超生”說事。

　　而與江某住在同一小區的鄭某卻對他很有意見。鄭某曾悄悄對記者說：“有錢也得遵紀守法啊，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不就他江某有幾個錢，就可以例外！”

　　顯然，江某的超生行為對鄭某及其他一些小區住戶來說，產生的心理沖擊是不小的。有錢人可以買車買房甚至還可以“買”二胎，這讓不少人看在眼里，難免心酸酸牙癢癢。

　　浙江省計生委宣傳處處長徐文平認為，雖然富人、名人只占少數，但他們的生活在社會上卻有極大的影響力，也很容易對普通民眾造成示范作用。如果長期放任其超生，人為使得財富數量、聲望值與人口出生量成正比，人口出生的“兩極分化”情況必將嚴重，并會由此造成社會局部的一些不和諧因素。

　　“同樣，富人、名人超生越受社會關注，就越能引起整個社會已經進步的生育觀念倒退，不僅會給計生工作帶來更多波折，也會破壞政策條規的公正與平等�！毙煳钠秸f。

　　他說，與此同時，人口素質、結構、分布與人力資源開發等問題相互交織，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龐大，就業人口高峰造成就業壓力持續增加、養老保障需求增長等問題將更嚴峻地考驗社會，并也都將進一步加劇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

　　“時代的發展對計劃生育工作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毙煳钠秸f，在科學發展日新月異的今天，越來越需要用“理性的本能”，讓人類的正常生育秩序不被打亂，同時，也應讓先進而文明的生育文化理念來促進人口的和諧發展。而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把基本國策，平等地落實到每個公民身上。這更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