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中國社科院發布了2010年《國際形勢黃皮書》。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研究所主任、《國際形勢黃皮書》副主編李少軍在解讀黃皮書時認為，2009年是新興力量增強話語權，奧巴馬政府實行新政，國際力量對比和國際合作出現新局勢的一年。同時，也是中國力量穩定提升，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參與程度不斷深化，進一步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的一年。

　　奧巴馬為超級大國減負

　　李少軍指出，2009年世界格局變化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奧巴馬新政與新興國家的崛起帶來了國際關系的變化。2009年奧巴馬主政后實施了與小布什政府明顯不同的對外政策，包括改善與俄羅斯的關系，呼吁與伊斯蘭世界建立對話和伙伴關系，對伊朗、委內瑞拉、古巴等國提出改善雙邊關系的建議和舉措。在從伊拉克撤軍問題上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同時要求北約盟國在阿富汗承擔更多的共同責任。

　　總之，奧巴馬政府表現出了為超級大國減負，在戰術上適度收縮，在外交上強調對話與和解的態勢。這明顯不同于前任的單邊主義、強硬打壓和武力優先的戰略。在安全領域，奧巴馬政府提出的“無核世界”倡議令美國的盟友和對手同樣吃驚。他在強化對伊朗、朝鮮等國的心理約束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給各個核大國與核裁軍的新壓力。美國撤銷在波蘭和捷克設置反導基地和雷達監聽站的舉措，讓國際安全領域的這一制導主要軍事大國緊張關系的事態有所緩解。

　　由于奧巴馬在外交上表現出了和解姿態與合作傾向，聯合國及其主要國際機制獲得了新的動力。安理會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作用得到了增強，大國在國際反恐、防止核擴散，消除地區熱點以及援助非洲最不發達國家等問題上有的更多的一致。

　　當然，奧巴馬實行新政也面對著種種困難。從美國的目標來說，他既要擺脫伊拉克和阿富汗這兩場戰爭的遺憾，又要修復與俄羅斯的復雜戰略關系；既要保證以色列的安全，又要改善與巴勒斯坦及阿拉伯世界的關系，推動中東和平進程。對這些難題和挑戰的處理，都帶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本年度奧巴馬實行新政所帶來的對外關系新的改變無疑構成了影響世界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

　　新興國家作用增大

　　李少軍還談到，與此同時，我們應該看到，新興國家在國際舞臺上作用的增大構成了世界格局的另一個新因素，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議程和剛剛結束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都清楚地顯現了這一點。所謂新興國家，不僅包括中國、印、巴金磚四國，還包括了規模略小在各地區有影響的中等強國，包括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阿根廷。此外，像埃及、沙特、墨西哥、伊朗等均可列入廣義的非西方新興大國或新興中等強國的范疇。

　　在2009年G20事件機制化，取代G7正式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是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大事。這表明新興大國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話語權得到提升，在決定國際議程的時候有了更重要的作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提高至少5%，決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在世界銀行將至少增加3%的投票權。這些舉措表明，國際經濟治理結構在向新型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傾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卡恩認為，這一歷史性決定將為新興和發展中國家與先進經濟體之間深化全球經濟政策合作的伙伴關系奠定了基礎。

　　西方犯了三個錯誤

　　在談到國際格局的變化時，歐洲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裘元倫認為， 2009年是西方力量和影響相對下降的一年，但是這個下降的過程不是2009年才開始的，可以追溯到2005年前后，甚至可以追溯到東歐決裂和蘇聯解體之后，這是20年累計的結果。

　　裘元倫認為，在這20年的過程當中，特別是最后5年中，西方對形勢的判斷犯了三個比較嚴重的錯誤，導致了今天的結果。

　　第一個錯誤，在東歐決裂和蘇聯瓦解之后，西方認為是他們制度最后的勝利。從此，西方資本主義可以自由的發揮、自由的發展。但是在有些方面，我認為自由化過頭了，特別是在金融領域的背景下。在這個領域當中，是把巨額的信貸借給了根本還不起債的公司、個人和家庭，結果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第二個錯誤，西方對經濟全球化的重大后果明顯估計不足。1989年東歐決裂、蘇聯瓦解，經濟全球化有了真正的全球化的含義，本來全球化是西方的詞。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印度等國家幾乎全部走上了市場經濟發展道路，一下子參加了全球的經濟和其他方面的競爭。對這個競爭所帶來的影響，西方估計得不是很充分。

　　第三個錯誤，他們在這段時間內所做的事情并沒有適合、適應世界新形勢的發展潮流。美國在20年當中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盡情的享受生活；第二件事，強制性地推行自由民主；第三件事，發動幾次戰爭。伊拉克戰爭、南斯拉夫戰爭、阿富汗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使得美國人耗盡力氣，現在進退兩難。歐洲人也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事是歐盟的擴大和深化，有很深遠的戰略意義，同時也帶來一大堆難題；第二件事，他們在制定許多規則，企圖把自己的規則推行到全世界；第三件事，歐洲人過于追求生活質量。他們對北冰洋的小動物非常重視，這樣的事花費了過多的精力，進取心并不是很強。

　　裘元倫指出，西方在做各自的事，并沒有適應潮流。但是，他們已經開始認識到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已經在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