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漲薪”熱潮涌動，企業壓力驟增

　　提到漲工資，從安徽到東莞市嘉順針織廠打工的小王臉上露出了笑容：“今年工資是漲得最多的，從每月1300多元一下子漲到了1800元，漲幅超過30%。”小王說，今年一年漲的工資比過去三年加起來還多，確實讓人驚喜。

　　在東莞，很多打工者都像小王一樣，沉浸在“漲薪”的喜悅中。今年以來，東莞市工資平均上漲20%，最低工資標準也由770元上調到920元。在全國，目前已有20多個省區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隨著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在各地逐步推開，新一輪“漲薪”熱潮涌動，多年來增長緩慢的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報酬開始有了明顯增長。

　　然而，工資成本上漲，也使那些利潤空間小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承受著巨大的壓力。浙江、廣東一些中小企業主表示，企業發展離不開職工的努力和奉獻，企業效益增加了，給職工漲工資是應該的。但是，很多中小企業沒有核心技術，生產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產品，市場競爭激烈，利潤空間很小。現在，企業仍未完全擺脫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不少企業維持生存尚且困難，再給工人漲工資確實是力不從心。

　　收入分配改革，重點是增加勞動者收入。一方面，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工人收入偏低，增加他們的收入已是當務之急；另一方面，漲工資又會加大企業用工成本，影響企業的競爭力。企業經營發展不好，職工增加收入就成了無源之水，不僅難以持續，甚至�！帮埻搿倍紩�成問題。看來，解決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兩難”問題，關鍵是要找到一個平衡點，來消除企業利益與職工利益之間的“蹺蹺板”效應。

　　化稅為薪，為企業減壓解困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指出，從絕對數看，近些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增長還是明顯的，但從相對數看，在社會財富這塊蛋糕的切分中，居民收入所分得的份額是減少的。目前，工資收入仍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渠道，它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10%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因此，增加勞動者的勞動收入是合情合理的。

　　針對漲薪可能給企業帶來的壓力，財政科學研究所國有經濟研究室主任文宗瑜認為，財政稅收政策在這方面應發揮積極作用，為企業減輕稅負、緩解壓力。比如，分類提高并明確可稅前計入成本的月工資標準，對中小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應大幅提高這一標準；對于企業提高低收入員工工資，實行減稅獎勵；對勞動密集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實行員工社保的財政補貼等。他還建議，居民收入增長及收入分配改革的具體量化標準應納入政績考核體系，并用政策與法律的手段加以保證，防止收入分配改革半途而廢。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認為，單靠給職工漲工資，難以改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反而可能減慢就業的增加速度，并拉大就業人群與失業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從宏觀角度看，大力發展服務業有利于增加勞動收入。但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服務業的稅收是最高的�，F在服務業繳納的營業稅中有很多是重復征收的，企業稅負很重。國家應當出臺扶持政策，減輕服務業稅收負擔，促進服務業加快發展。同時，出臺更多的優惠政策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通過充分就業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

　　提高保障水平，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是收入分配改革一個行之有效的做法。

　　白重恩說，目前各地城鎮職工的社保繳費雖然沒有統一的標準，但企業和職工各負擔多少有一個大致的比例。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失業保險加上住房公積金，大約占了個人工資收入的40%。也就是說，勞動者報酬中相當一部分都繳到社保那兒去了，除了住房公積金買房的時候可以花，其他部分都變成了無法支配的收入。政府應當加大對社會保障的投入，降低企業和職工繳納比例，企業省下來的錢就可用于給職工漲工資，職工省下來的錢就變成了可支配收入。雙管齊下，勞動者收入提高的幅度就會比較明顯。

　　也有人擔心，政府增加對社保投入，錢從哪里來？如果靠增加稅收來解決，那樣豈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并未減輕？對此，白重恩建議，政府對社保增加的這塊投入，應當通過增加國有企業分紅來補充。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所獲得的高額利潤不應完全歸企業支配，而應當上繳國家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這部分收入可用來作為政府對社保的投入。這樣，既可以有效解決社保資金的缺口，又可以控制企業投資規模，有利于資本收益與勞動收入的合理分配。

　　賈康表示，國有企業向政府分紅是國際上一種普通做法。近年來，我國國有企業整體經營狀況進一步改善，國有企業的利潤總額規模大、增速快，已經具備了向政府分紅的能力。目前，國有企業收益上繳比例偏低，涉及企業范圍也偏窄，財政部表示將完善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政策，適當提高國有資本收益的收取比例。比例提高后，如果上繳的收益納入公共財政并用于社會公共福利性支出，將為社會保障水平較大幅度提高提供有力支撐。